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背景下，自然灾害、突发事件时有发生，有效应对突发事件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担负起的政治责任。领导干部不仅要提高谋划和领导高质量发展的能力，还要提高化解各类风险、有效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，更要统筹谋划、一体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，聚焦源头治理、应急应战、战备保障“三大体系”，坚持底线思维、增强忧患意识，以高水平安全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这条“主线”。

“见本而知末，执一而应万”。自古以来，蜀山险要、蜀水湍急，灾害种类多、分布地域广、发生频率高、造成损失重;作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，森林资源丰富，森林火险等级高;企业安全生产投入不足，安全生产基础薄弱，事故隐患大量存在;机动车数量迅速增长，安全风险防范形势复杂严峻。冬春防火、夏秋防汛、四季防地灾、全年防地震、时时防安全，各种风险挑战相互交织、相互作用，极易产生“想不到”的风险和“看不见”的问题，加大了应急处置难度。从近年来多起突发事件来看，一些地方因为防范不及时、应对不力，造成小的矛盾风险传导、叠加、演变、升级，最终发展成大的矛盾风险。防范化解重大风险，是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的政治职责。领导干部是突发事件处置的中枢与关键力量，迫切需要提高风险感知能力、研判能力，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，坚持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，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、成灾之前。

“谋无主则困，事无备则废”。不可否认，地震、洪涝等自然灾害具有突发性，新冠疫情及生产安全事故呈散发、多发特点。特别是在全球变暖的趋势下，小概率、高影响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率增大，极端天气出现的概率不断增加。突发灾害事故极其考验领导干部的危机决策能力、现场指挥能力、综合协调能力等应急应战能力。突发事件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，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理念，从群众最急迫的需求着手，第一时间救助伤员、妥善安置群众、严控重大安全风险的关联反应，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民群众的生命与财产损失，这是处置突发事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;要统一领导，分级负责，属地为主，充分授权，减少层级，确保指挥顺畅、灵敏高效;要理顺一线各参战力量的指挥、配属、协同、支援关系，坚持“属地指挥、分级指挥、统一指挥、专业指挥”，建立一线指挥、控制、保障的闭合回路;要科学运用日常研判结论，按照应急预案流程，及时设置应急处突方案，靠前指挥、现场调度、集体决策、勇于拍板，防止在非常情况下因层层请示贻误战机;要充分发挥专业人员、专家团队参与决策的作用，听取行业领域专业人士意见，提高突发事件处理科学化、专业化、智能化、精细化水平，避免“外行指挥内行”。

“守不忘战，将之任也;训练有备，兵之事也”。加强战备保障是高效处理突发事件的基础。领导干部要提高战略素养，科学预见本区域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，未雨绸缪、精准筹备，着力提高突发事件应急战备保障能力;要吸取国内外突发事件处置的经验教训，加强常态与非常态相结合的防灾备灾能力建设，完善预案，加强演练;要提升应对巨灾风险意识，聚焦最担心的问题、最薄弱的环节，查隐患、堵漏洞、补短板;要全力做好防大灾、抢大险的思想准备、力量准备、物资准备、机制准备、通信准备等应急准备，时刻准备打硬仗、打大仗、打胜仗。

“观滴水可知沧海”。及时准确发布信息是赢得社会理解和支持的前提条件。突发事件影响广、关注度高，舆论引导失策失当，就会产生舆情次生灾害，小事酿成大祸。新媒体时代，领导干部要增强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，坚持走群众路线，积极回应社会关切，为公众解疑释惑。“信任不是在事件发生之后才建立的，而是在日常沟通中建立的”，领导干部要高度重视媒体在突发事件处理中的特殊功能，将风险沟通意识融入应急工作中，坚持开放式应急、开放式救援，尽最大可能赢得公众信任。要充分保障公众知情权、表达权，以公众利益为出发点，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，从而提高政府在处理风险过程中的权威性。实际上，媒体是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最重要工具。要切实克服“先处理后报道”“只处理不报道”等观念，充分发挥媒体作用，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，直面媒体提问，动态公布灾情、险情及救援救助情况，回应社会关切，稳定社会情绪。危机事件发生后，如果领导干部害怕媒体、躲避记者，以为不面对就是没发生，就犯了“掩耳盗铃”的低级错误，反而导致一些谣言满天飞。另一方面，媒体反映舆论，报道的是公众关注的问题，也为政府调整应对策略提供了重要参考。因此，提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是迫切的现实之需。

去年4月发布的国内首部《领导干部应急管理素养蓝皮书》明确提出，研判力、决策力、掌控力、协调力、引导力与成长力是评估领导干部应急素养的六个重要指标。领导干部唯有不断提升应急素养和应急管理能力，才能在危机面前挺身而出，在危机中育先机、于变局中开新局，在不断解决问题、破解难题中历练成长。

(作者系四川省委党校第25期中青班学员，现任应急管理厅宣传动员处处长)